西藏民族大学24位优秀校友的生涯故事 | 不恋安稳向乡土:藏地青年的创业破局与家乡担当




在西藏墨竹工卡县的街头,常常能看到一个忙碌的身影——贡秋元旦。这位从西藏民族大学管理学院旅游管理专业走出的藏族青年,如今是三家公司的创始人,也是当地小有名气的“创业带头人”。

大学时,他是藏文学社社长、学院团总支副书记,更是500人大学生志愿服务团队的发起者,寒暑假带着团队深入乡村支教、普及知识;毕业后,他先走进墨竹工卡县扶贫办,却在一年多后毅然辞职,带着对家乡的热忱一头扎进创业浪潮;如今,他的公司业务涵盖旅游、建筑、文创等多个领域,不仅实现了年净利润百万元的突破,更给二十多位拉萨籍大学毕业生提供了工作岗位,累计为公益事业捐款超20万元,长期资助着4名贫困学生。
这个曾因创业被父母“冷落”一年多、过年只能在朋友家度过的年轻人,究竟是如何顶住压力,把对事业的渴望变成步步扎实的行动?又为何在企业走上正轨后,始终把“回馈家乡”放在心头?他的故事里,藏着一个藏族青年用坚持与感恩写就的成长答案。

校园里的“行动派”:在实践中坚定初心,让“助人”的种子生根发芽
大学时期的贡秋元旦,始终在“探索能力边界”与“践行助人想法”中忙碌。他没有局限于课堂学习,而是主动承担起多个校园角色,从社团管理到支部工作,再到发起公益行动,每一段经历都在打磨他的能力,更让他逐渐清晰“要为家乡、为需要帮助的人做事”的初心。
我在民大期间担任过藏文学社的社长,从小就有这方面爱好,所以比较有优势。写文件、做展板都是藏汉双语,我以前也给很多政府单位做过翻译工作,这是我后来选择这个行业的主要原因。
藏文学社社长的身份,让他的双语特长有了用武之地。为政府单位做翻译的经历,不仅锻炼了他的专业能力,更让他提前感受到“用自身优势解决实际需求”的价值——这种“能力被需要”的体验,成了他后来职业选择的重要参照。
大学时候我在社团里面当过负责人,还在学院当过团总支副书记,这些方面对我后面的路铺垫了很多有意义的东西。担任社团负责人、团总支副书记期间,我组织过很多大大小小的活动,后面自己成立公司干事情时,我首先能考虑到“这个人适合哪个岗位、怎么安排”,在看人这方面比较有经验——我能根据他的能力和风格,判断他适合干哪个部门、哪个事情,这些都是在学校积累的经验。
团总支副书记与社团负责人的工作,让他从“做事”升级到“统筹人”。组织活动时的人员分配、流程协调,看似琐碎,却恰恰培养了他的团队管理思维——这种“看人识人、合理分工”的能力,后来成了他创业时搭建团队的核心本领。
记忆最深的就是我在管理学院担任第三学生党支部书记,这为我后面铺垫了很好的基础。当时文件撰写、表格制作这些工作,就是这个阶段的工作积累,对进入社会后的我影响最大。
我作为一个共产党员,牢记党的使命、初心,还有在第三学生党支部当书记时,学院领导、老师这些党员的做事风格,多多少少对我有了一些影响。我是藏族青年,是上过大学的人,更是共产党员,这些身份都记在心里。
记忆最深的就是我在管理学院担任第三学生党支部书记,这为我后面铺垫了很好的基础。当时文件撰写、表格制作这些工作,就是这个阶段的工作积累,对进入社会后的我影响最大。我作为一个共产党员,牢记党的使命、初心,还有在第三学生党支部当书记时,学院领导、老师这些党员的做事风格,多多少少对我有了一些影响。我是藏族青年,是上过大学的人,更是共产党员,这些身份都记在心里。
学生党支部书记的经历,给了他“扎实的基本功”与“精神的指引”。文件撰写、表格制作等看似基础的工作,成了他进入社会后快速适应职场的“敲门砖”;而学院党员老师的做事风格,更让他对“责任”“初心”有了更深的理解——这种认知,让他后来的“助人”行动不再是一时兴起,而是有了坚定的信念支撑。
公益这一块,我在大学期间是首批在墨竹工卡县成立大学生志愿服务团队的,这个社团是我自己创立的,当时人数差不多达到500多人。从大学开始,寒暑假期间,只要偏僻农村有需要,我就有热情做这个事情,因为我觉得人的一生,不光是生存上的需求,更要做一些有意义的事——帮助需要帮助的人,人生才更有意义。当时我们在最偏僻的农村搞支教,还给妇女普及健康知识,偏僻农村妇女的健康意识确实特别特别薄弱,这些我们都有简报记录。不过当时组织的时候只是人员上的安排,没有物质层面的捐赠,就是寒暑假做一些支教活动。
如果说校园角色是“能力积累”,那发起志愿服务团队,就是他“初心落地”的第一步。500多人的团队、偏远农村的支教、妇女健康知识普及,哪怕没有物质捐赠,纯粹的行动也让他真切地看到“自己能为家乡做什么”。寒暑假里奔波在农村的身影,不是简单地“完成任务”,而是他对“助人”初心的第一次郑重践行。
我们在大学期间跑过很多偏僻地方调研,看到一些场景后心里觉得,我们的日子算好的,有些地方确实需要帮。大的方面可能帮不上,但小的方面,周围人需要帮助的地方,我得伸手。从大一开始,我就给自己许下诺言:不管是大学期间,还是以后进入社会,一定要帮助需要帮助的人。现在我在偏僻农村小学选了四名贫困学生,从2021年底开始,每个学期给他们1500元生活费,打算把他们送到大学——只要公司做得好,我就想把这四名贫困学生捐助到他们大学毕业为止。
调研时看到的偏远农村场景,成了他“许下诺言”的契机。从大一给自己定下“帮助需要帮助的人”的约定,到后来长期资助贫困学生,这份初心没有随时间褪色,反而从“口头承诺”变成了“长期行动”。他不是一时热血,而是把“助人”当成了自己的“义务”。
作为藏族大学生、作为青年,我觉得人最基本的是有感恩心,不光要把自己过好,有能力了就要帮助需要帮助的地方。我做支教、后面做公益捐款,始终不把它当工作,觉得这是我该去做的义务。就算以后我的公司做不成,做公益的初心也不会变,做事的大小可能变,但初心永远不变。
大学对贡秋元旦而言,是“能力奠基”与“初心定型”的关键期。他的每一段实践都不是孤立的:藏文学社的双语翻译,让他找到“能力与需求的契合点”,为后来的职业方向埋下伏笔;团总支与党支部的工作,打磨了他的统筹、管理能力,让他有了“成事”的本领;而500人的志愿服务团队与长期资助的约定,则让“帮助他人、回馈家乡”的初心,从模糊的想法变成了刻在心里的信念。
更难得的是,他在这个阶段就形成了“能力—初心—行动”的闭环:能力支撑行动,行动强化初心,初心又反过来驱动他继续提升能力。比如,因为想帮更多人,他主动锻炼团队管理能力;因为体会到“助人”的意义,他给自己许下长期承诺。这种“以初心带行动,以行动固初心”的成长逻辑,不仅让他大学毕业后能快速适应社会、顺利创业,更让他始终带着“温度”做事——不只为赚钱,更为践行那份从大学就扎根的“助人”诺言。
体制内的突围:在“顺从”与“本心”间找到破局之路
2020年毕业后,贡秋元旦的人生轨迹并没有直接走向创业,而是先踏入了墨竹工卡县扶贫办的大门。这段体制内的经历,对他而言更像一场“戴着枷锁的尝试”——一边是父母期待的“稳定”,一边是自己“闲不住”的本性,两种力量的拉扯,让他在一年多的时间里反复挣扎。
2020年毕业以后,2021年7月份左右,我开始在墨竹工卡县扶贫办上班,将近上了一年多的班。在这一过程当中,我发现自己的做事风格、习惯都是闲不住的人,我不想只是在办公室里面坐着写写东西,我觉得这样浪费时间,不太适合我。
扶贫办的工作内容与他的性格天然相悖。他习惯主动行动、直面问题,而体制内按部就班的节奏、局限在办公室的场景,让他觉得“有劲没处使”。但最初,他并没有立刻放弃这份工作——因为在西藏,父母对“体制内、央企或国企工作”的认可,几乎等同于“孩子成功”的标准,这份期待成了他难以轻易违背的牵挂。
刚大学毕业以后,我自己的想法是出去闯一下,哪怕成功也好,失败也好。但考虑到父母,他们观念里觉得体制内上班就是孩子成功了,所以我没有直接创业,而是在体制内先上了一年多的班。既然父母辛辛苦苦把我养大,不能让他们失望,所以就委屈自己满足父母的要求。
带着对父母的体谅,他试着适应体制内的生活,可越深入越觉得“不对劲”。办公室的氛围、固定的工作模式,不仅没让他找到归属感,反而让他清晰地意识到“这不是我想要的生活”。这种“不对劲”,慢慢从“做事风格的不适”,变成了“精神与物质的双重不满足”。
上着上着越觉得没意思,也不是我想要的生活习惯、做事风格。一是精神方面,待在小范围的体制内,接触的人员很有限;二是物质方面,每月拿几千块工资,远远满足不了我的需求。我这个人性格比较好强,不管是精神层面还是物质层面,都想有更好的发展。
他的“好强”,不是单纯追求名利,而是渴望“能力被充分利用”。在扶贫办,他发现自己想帮更多人,却被“时间”和“资源”困住——上班时没时间自由行动,有限的工资也撑不起“想帮人却要借钱”的尴尬。这种“想帮却帮不了”的无力感,比“工作不适”更让他煎熬。
我希望把自己的能力发挥到最大,去最大限度帮助别人,但当初进入的单位限制住了我。一是经历上不允许,政府上班时闲余时间很少,自己创业的话,想今天去哪里就去哪里,想帮助谁就帮助谁;二是金钱方面,干什么事都要有基础,在体制内想帮人,可能要借钱,却没能力靠工资还,要有更大的能力才能支撑这份帮助。
当“顺从父母”与“实现自我”的矛盾越来越尖锐,当“想帮人却受限”的无力感越来越强烈,他终于下定决心——辞职创业。这个决定没那么容易,领导找他谈话劝他“好好考虑”,他也知道父母可能会抱怨,但他更清楚“人生要自己做主”。
后面决定辞职出来创业,当时很多领导找过我,让我好好考虑,我知道父母可能会抱怨,可我希望自己今后的人生能自己做主。我自己感觉,出来创业像命中注定的事情,因为只有这样,我才能接触到方方面面的人、各行各业的事,接触的事业远远超过体制内的范围。
体制内的一年多,对贡秋元旦来说不是“弯路”,而是“认清自我的必经之路”。他的挣扎,本质是“外部期待”与“内在需求”的碰撞——从一开始为满足父母期待委屈自己,到后来清晰发现“稳定的工作带不来想要的价值感”,他慢慢摸清了自己的“生涯底线”:比起“别人眼中的成功”,更想要“能力自由发挥、能帮到更多人”的生活。
而他的突破,也不是一时冲动的“裸辞”,而是基于“自我认知”的理性选择:他知道自己“闲不住”,所以不适合按部就班;知道自己“想帮人”,所以需要更自由的时间和更充足的资源;知道自己“好强”,所以渴望更广阔的成长空间。这种“看清自己想要什么、不想要什么”的清醒,让他从“被动顺从”转向“主动选择”,也为后面的创业之路埋下了“不盲目、有目标”的伏笔——他辞职,不是为了逃离,而是为了“更好地实现想帮人的初心”。
创业破局:在困境与不理解中,用实干拼出一条路
2021年7月,贡秋元旦从扶贫办辞职时,并非一时冲动——他没有跟风“别人干得好就跟着干”,而是提前做了扎实的准备。这份理性,成了他对抗创业初期风浪的第一块基石。
我不可能盲目地辞职,觉得别人干得好我也能干得好。辞职之前,我在自己想干的领域做了一些调研,比如现在干的这行的市场需求、人员配置这些都了解过。那时在政府单位上班也积累了一些人脉,所以后面决定干这个事业。
他选准的“赛道”,恰好踩中了西藏市场的需求缺口——当地很多汉族同胞开的广告店,藏文基础薄弱,而西藏的文件、展板、宣传材料都需要藏汉双语。这时候,他大学时积累的双语优势,成了最核心的竞争力。
现在我的主业是广告传媒方向,很多政府单位的广告店是汉族同胞开的,他们藏文基础比较薄弱。我们这边是西藏,不管打文件、做展板、写宣传品,都得是藏汉双语的。我在民大期间担任过藏文学社社长,从小有这方面爱好,写文件、做展板都是藏汉双语,以前也给很多政府单位做过翻译工作,这是我选择这个行业的主要原因。
可创业的起步,远比调研时设想的更艰难。资金是第一道坎——他先在乡里开了家干洗店,可创业启动资金、水电房租的补贴申请屡屡碰壁;客户是第二道坎——很多政府单位对“大学生创业”有偏见,觉得“他们肯定做不好”,连视频剪辑、广告设计这类活儿都不愿交给他们。
刚开始成立公司,经验、客户都是大问题。资金方面肯定是个难题,干洗店注册后成立实业公司,享受不到启动资金补贴,每年水电、房租的材料报过,钱还是拿不到。还有政府单位对大学生创业有偏见,说“他们是大学生创业,肯定做不好”,他们甚至觉得像视频剪辑或广告设计这种工作,我们都做不好。
比资金、客户更让他难熬的,是父母的不理解。因为他从体制内辞职,父母放话“只要你出来做生意,我们就断了关系”,整整一年多不跟他联系、不跟他说话。2021年过年,他没回成家,只能在朋友家度过——这份“不被至亲认可”的辛酸,成了他创业路上最痛的记忆。
辞职出来干这个事情的时候,我父母基本上一年多不跟我联系、不说话,当时跟我说“只要你从政府单位出来做生意,我们关系就断了,你不认我们,我们也不认你这个孩子”。刚开始成立公司的时候,过年都是在朋友家过的。我手里头没什么积蓄,外面资源也有限,那时候是最需要帮助的阶段,可父母反而说要断了父子关系,这是我创业到现在最辛酸、最难忘的事,不被父母理解是人生最大的痛点。
面对重重困境,他没有辩解,也没跟父母承诺“我会做好”,而是把所有精力都放在“做实事”上。客户有偏见,他就“厚着脸皮接项目”,用做好的成品证明能力;父母不理解,他就不急于解释,只专注把眼前的事干扎实——他的人生格言是“把今天过好,明天自然有好结果”,这份“不焦虑、只实干”的心态,慢慢帮他破了局。
这个现状只能厚着脸皮先把项目接过来,把事情坐实了,让事情证明到底行不行,不是靠嘴巴说。我也没有强制跟父母说会做出成绩证明,就像跟老师说的,只要把眼下的做好、坐实、做出成绩,再跟他们说,他们不可能不认可。我没跟他们说我会做得多好,也没说让他们不用担心,我的人生格言就是把眼前的事情干好了,后面发生的没必要过多顾虑,今天都过得一塌糊涂,还想明天怎么样,那是悲观的生活。
随着公司慢慢有了起色,变化也悄悄发生——父母虽然嘴上没说“你做得好”,但态度明显软了下来。贡秋元旦能感觉到,父母心里已经认可了他:“他确实不适合在政府单位上班,确实会做生意”。这份沉默的认可,比任何夸奖都让他觉得踏实。
贡秋元旦的创业初期,是一场“用实干对抗困境”的修行。他的突破,从来不是靠“运气”或“捷径”,而是源于三个关键选择:
一是“理性选赛道”,提前调研市场需求,把大学积累的双语优势转化为创业的核心竞争力,避免了盲目试错;二是“用行动破偏见”,面对政府单位的不信任,不争论只做事,用诚信打破“大学生创业做不好”的标签;三是“用时间解心结”,面对父母的激烈反对,不急于辩解也不放弃,而是用扎实的成绩慢慢融化隔阂——这种“不跟困难硬刚,只跟自己较劲”的智慧,让他在资金紧、客户少、家庭不理解的多重压力下,走出了一条属于自己的路。
更难得的是,这段经历让他的“坚持”有了更具体的意义:坚持不是“硬扛”,而是“专注当下的每一件事”;证明自己不是“靠嘴说”,而是“靠做好每一个项目”。而父母从“断关系”到“心里认可”的转变,也让他明白:真正的理解,从来不是靠说服,而是靠自己用行动赢来的——这不仅是他创业路上的成长,更是他生涯成熟的重要标志。
初心兑现与责任升级:让企业成为反哺家乡、赋能他人的平台
随着公司的业务逐步走上正轨,贡秋元旦的创业重心从“求生存”转向了“创价值”——他没把企业盈利当成最终目标,而是转头兑现大学时就埋下的“回馈家乡”初心。此时的他,不再是单纯的“创业者”,更成了家乡就业难题的“解铃人”,而这一切的起点,源于他对毕业生长辈的共情与对家乡的牵挂。
我刚开始毕业那会,进企业没那么难,但后面大学毕业人数一年比一年增多,政府希望就业的人数远远不够。我是从农村出来的,现在回到自己家乡,受过十几年教育,很多老师给我传递了好知识,我觉得我有义务给家乡创造一点价值,所以只要毕业生的能力和专业对口,我基本上每年都在招应届毕业生。
这份“义务感”,是他对“社会责任”最朴素的践行。从大学时组织500人志愿服务队深入农村支教,到如今用企业平台吸纳应届毕业生,他的“助人”初心始终未变,只是随着能力的提升,帮助的方式从“体力与时间的付出”,升级为“提供稳定岗位与成长机会”——这正是“能力越大,责任越大”的真实写照:他的企业规模越大、抗风险能力越强,就越主动承担起“缓解家乡就业压力”的责任。
我是出于社会责任,现在虽然算不上大老板或大企业,但我有多少能力,就按能力帮多少人,就是这么一个想法。
不过,他从不用“远大理想”给自己套上包袱,反而始终保持着“先做好眼前事”的务实。在他看来,要承担更大的责任,前提是把当下的企业经营扎实——只有公司稳定了,才能持续提供就业岗位,才能谈得上“帮更多人”;如果连眼前的业务都做不好,再宏大的“反哺计划”也只是空谈。
未来肯定要有计划和目标,但能不能实现是另一回事。我这个人是这样,先把眼前的事情干好了,后面走着看,没有多大的理想包袱。我的人生格言是,先把眼前的事情做好,积累了经验,后面才会越做越长。眼前的事都做不好,还谈远大理想,那是不现实的,我从来不是眼高手低的人。
这种“务实”也深深融入他的企业管理中。他清醒地知道,公司要稳定发展,光靠自己“单打独斗”不行,必须让员工觉得“在这里有价值、有成长”。可创业路上的挑战从未间断,哪怕资金、客户都逐步稳定,也会遇到“员工集体想辞职”的棘手问题——面对这样的困境,他没把员工当成“打工工具”,而是视作“一起成长的伙伴”,用“赋能”代替“管控”。
作为企业人,我平时跟底下员工说,我不是在发生问题的路上,就是在解决问题的路上。问题是源源不断的,只要内心足够强大,才能支撑起来。比如有时候客户有问题,有时候员工有问题,有时候公司资金链有问题。就像如果资金、客户都没问题了,突然因为管理不当,好几个员工要一起辞职,这就是大麻烦。
遇到员工想辞职时,他的解决方式不是强硬挽留,而是坦诚沟通。从面试新员工开始,他就会主动打破“雇佣关系”的隔阂:“不要觉得是为我打工,要觉得是为自己学”——他希望员工在这里不只是赚薪水,更能积累能力,哪怕未来离开,也能凭借学到的东西找到更好的出路。这种“不藏私、愿赋能”的态度,让员工感受到的不是“被管理”,而是“被尊重”。
我会跟他们当面一个一个谈。他们刚来公司时,我就跟他们说,不要觉得为我打工,要为自己学。你干的事情和我给的薪水要是不匹配,你有更大能力、学了更多知识,到哪里都会有好结果。每次面试新员工,我也跟他们说,不要觉得是来打工赚钱,要想到自己永远在学习的路上。
在他眼中,企业负责人的责任远不止“发工资”。他会主动琢磨“企业文化”和“企业价值”,确保“员工的工作和薪水匹配”,努力让大家“在这里干得舒服、有价值”——因为他明白,只有员工真正成长了,公司才能走得更远;只有公司走得远,自己“帮家乡、帮更多人”的初心才能持续兑现,这是一种“个人能力—企业发展—社会责任”的正向循环。
企业管理确实遇到过很多困难,但我一直在想,只要对得起良心,他们的工作和我给的薪水一定要匹配,还要给他们更多平台展现自己。这是我作为企业负责人的责任,不光要发工资,还要考虑企业文化、企业价值,让员工觉得在这里干舒服、有价值。
贡秋元旦的这一阶段,是他生涯发展中“初心落地”与“责任升华”的关键期。从生涯角色的演进来看,他不再是单一的“创业者”,而是拓展出“雇主”“赋能者”“家乡建设参与者”等多重身份——这种角色的丰富,恰恰对应着他能力的提升:企业规模越大,他能调动的资源越多,承担的责任边界就越广,从“解决自己的生存问题”,到“解决家乡的就业问题”,再到“解决员工的成长问题”,每一步都紧扣“能力越大,责任越大”的逻辑。
更难得的是,他始终保持着“务实与初心的平衡”:不空谈“反哺家乡”的口号,而是用“每年招应届毕业生”的具体行动兑现承诺;不回避管理中的难题,而是用“赋能员工”的方式化解矛盾;不把企业当成“个人敛财的工具”,而是让它成为“连接个人价值与社会价值的桥梁”。这种“以能力支撑责任,以责任校准行动”的状态,让他的创业之路不再是孤立的“个人成功史”,而是与家乡共生、与员工共长的“价值共生史”——这正是生涯成熟最核心的标志:当个人的成长与更多人的需求绑定,人生的意义才会更厚重。
藏地青年的生涯答卷:以感恩为锚,以实干破局,以责任筑路
从西藏民族大学校园里的藏文学社社长,到墨竹工卡县扶贫办里“坐不住”的职员,再到三家公司的创始人、家乡的“创业带头人”,贡秋元旦的生涯轨迹,从来不是偶然的幸运,而是一场以精神为舵、以行动为桨的长期航行。他的故事,藏着当代藏族青年在“个人成长”与“家乡发展”间找到平衡的答案,更折射出普通人如何用核心品质与务实行动,将人生的每一段经历都酿成前行的力量。
1.感恩与坚持:刻在生涯底色里的精神坐标
贡秋元旦的每一次选择,都绕不开“感恩”二字——这份情感不是浮于表面的表达,而是贯穿始终的行动逻辑。大学时,他带着500人志愿服务团队扎进偏僻农村支教,只因“家乡培养了我,能为它做点事是应该的”;创业后,他优先吸纳拉萨籍毕业生、长期资助4名贫困学生,深知“赚的钱来自这片土地,帮老乡是本分”。即便面对父母因创业产生的激烈分歧——一年多不联系、过年只能在朋友家度过,他也从未怨怼,反而理解“父母只是怕我摔跟头”,最终用公司盈利、带动就业的实际成果,悄悄融化了亲情间的隔阂。这份“双向共情”的感恩,让他在矛盾中始终保有温度,也成了穿越困境的精神支点。
而“坚持”,则是他对抗挫折的韧性底色。从体制内辞职时,领导再三挽留,他却明知创业路难走仍毅然转身;创业初期,资金短缺、客户质疑、父母不理解接踵而至,他却没喊过一句苦,只是“一个单子一个单子接”,用实干回应所有不看好。他的坚持从不是盲目固执,而是源于对“行愿”的笃定——“难的时候也想过放弃,但一想到那些等着工作的老乡、需要帮助的孩子,就觉得不能停”。将个人目标与群体需求绑定,让他的坚持有了超越个体意志的力量,也让每一次“扛过去”都成了更靠近初心的一步。
2.欲望的正向转化:从“想做事”到“做成事”的能量闭环
贡秋元旦从不避讳对“更好”的追求——不管是精神层面的成长,还是物质层面的突破,但他的“欲望”始终在“转化—行动—回馈”的正向循环里流动,从未偏离初心。大学时,“想为家乡做事”的念头,让他把藏汉双语优势变成支教时的双语教材、健康知识讲座;刚创业时,“想证明自己”的渴望,让他敏锐捕捉到西藏广告市场的缺口,用双语设计能力打开局面;事业稳定后,“想赚更多钱”的诉求,又延伸成“钱赚得多,能做的事就得多点”的自觉——2023年发放工资超70万元,2024年增至140余万元,累计公益捐款超20万元,每一份增长都对应着更实在的回馈。
这种转化,藏着他独特的“行愿驱动”逻辑:“刚创业时就想,要是能带动10个人就业就好了,这个念头推着我每天跑项目;现在想着能资助20个孩子,就更得把公司做好”。在这里,“欲望”不再是单纯的个人诉求,而是与“责任范围”深度绑定——“想做的事越大,越能把欲望变成行动力;行动力越强,越能做成事、帮更多人”。正是这种闭环,让他从“有想法的学生”成长为“能成事的创业者”,也让每一分努力都既有“个人价值”的温度,又有“社会价值”的重量。
3.破茧成蝶:生涯资本与角色升级的自然生长
贡秋元旦的“成功”,从来不是一蹴而就的爆发,而是每一段经历都在悄悄“攒资本”、每一次选择都在精准“用资本”的结果,呈现出清晰的成长脉络。
大学筑基期,他在多重角色里积累了“硬实力”与“软实力”:藏文学社的双语翻译能力、团总支副书记的组织协调经验、学生党支部书记的文书功底,成了后来创业的“敲门砖”;而500人志愿服务团队的实践,让他摸清了家乡的需求,也埋下了“服务家乡”的职业价值观——这些看似零散的校园经历,实则是他后来生涯选择的“伏笔”。
体制内试错期,他看似走了“弯路”,却实则完成了关键的“自我校准”。在扶贫办的一年多里,他看清“按部就班的稳定”不符合自己“喜动、想创造”的性格,更明确了“要自由发挥能力、帮更多人”的职业需求;同时,他积累的本地人脉、对基层需求的理解,也成了创业时对接项目、贴近市场的“隐性资源”。这段经历让他的创业选择不再盲目,而是基于对自我与家乡的双重认知。
创业突破期,他将过往资本“一用到底”:用体制内人脉对接第一笔项目,用大学练就的团队管理能力搭建核心团队,用双语优势填补西藏广告市场空白。面对资金短缺、客户偏见,他不焦虑、不辩解,只是“把眼前的事干扎实”,最终用净利润百万元的成果,打破“大学生创业做不好”的标签,也让父母从“反对”转向“心里认可”。
事业升华期,他的角色从“创业者”拓展为“雇主”“公益实践者”“家乡建设参与者”。带动20余人就业、年发放工资超百万元,是他对“缓解家乡就业压力”的回应;累计捐款超20万元、资助贫困生至大学毕业,是他对“回馈家乡”初心的兑现;而在企业管理中“不把员工当工具,而是当伙伴”,鼓励员工“为自己学”,则是他对“赋能他人”的理解。此时的他,早已不是单打独斗的创业者,而是与家乡共生、与员工共成长的“价值创造者”。
可以说,贡秋元旦的故事是一个普通人如何在每一个阶段“想清楚、做扎实”的生涯范本。他让我们看到:生涯的关键从不是“起点多高”,而是能否守住核心品质(感恩、坚持),能否将欲望转化为正向行动,能否把每一段经历都变成“未来的资本”。对当代青年而言,这份“以感恩锚定方向,以实干破解难题,以责任拓宽人生”的成长逻辑,或许比任何“成功技巧”都更有力量——毕竟,真正的人生答卷,从来都是用一步一个脚印的行动写就的。
结语
作为从西藏民族大学走出来的学长,贡秋元旦的经历里藏着最贴合本校学子的成长启示——既立足学校“内地办学、面向西藏”的特色,也紧扣西藏青年的发展需求,从“心态塑造、能力积累、资源借力”三个维度,为学弟学妹们提供可落地的方向:1.守住两个核心品质:让感恩与坚持成为生涯底色
贡秋元旦反复强调,“感恩”与“坚持”是他从校园到创业始终没丢的品质。对民大学子而言,这份“感恩”可以更具体:感恩学校提供的内地视野(比起西藏本地高校,民大让我们更早接触内地节奏、多元人群),就该珍惜这份优势,把“见过的世界”转化为未来回藏发展的底气;感恩家乡的养育,就不必急着空谈“反哺”,而是先在校园里练就“能做事”的本领——比如用藏汉双语优势帮社区做翻译,用专业知识参与家乡非遗宣传,让感恩从“心意”变成“行动”。
而“坚持”,要落在“不轻易放弃成长机会”上。他常说“既然选了就别回头”,就像他当年顶着父母反对也要创业,如今回望才发现“再难的坎,扛过去就是经验”。对学弟学妹来说,坚持不是“死磕某条路”,而是遇到社团工作的繁琐、比赛的挫折、学习的压力时,别轻易说“算了”——哪怕只是把一次班级活动办完整、把一场支教坚持到结束、把一个比赛方案打磨好,这些“不放弃”的小事,都会成为未来抗住职场压力的底气。
2.用好校园时光:别让“只盯考试”浪费了民大的独特优势
作为在民大度过四年的学长,贡秋元旦最遗憾的是“当年只顾着不挂科,没多参与能历练自己的事”。他特别提醒学弟学妹:民大的优势不只是“内地办学”,更有藏汉双语、跨文化交流、面向西藏的实践资源,千万别把大学过成“只有期末考试的日子”。
主动“找事做”,别等机会上门:学校里的科研项目、创新创业大赛、藏文化相关的实践活动,哪怕一开始觉得“自己不行”,也要试着参与——他当年就是靠藏文学社的翻译实践、创业大赛的方案打磨,才摸清了自己的双语优势和创业方向。比起“不挂科”,这些经历能让你更早知道“自己擅长什么、想做什么”,回藏发展时也能比别人多一份“拿得出手的本事”。
跟上内地节奏,积累“差异化优势”:在民大读书,要主动适应内地的学习、工作节奏,多和不同民族、不同专业的同学交流,多关注西藏外的行业动态——这些“见过的世面”,会成为你未来回藏就业或创业时的“优先权”。比如你在学校接触过内地的新媒体运营、文创设计,回到西藏就能用这些经验帮家乡的特产、非遗做推广,这就是别人替代不了的优势。
3.保持终身学习:能力不是“等出来的”,是“做出来的”
贡秋元旦常说“没有不做事就凭空来的能力”,也最怕“跟不上时代被淘汰”。对学弟学妹来说,“学习”从来不是只在课堂上:
在校时,把“小事”当“能力训练”:帮老师整理一份双语材料、组织一次小型活动、和同学合作完成一个课程项目,这些看似普通的事,其实都在锻炼你的沟通、协调、解决问题的能力——就像他当年在党支部做文书工作,没想到后来成了创业时写方案、对接政府的基础。
毕业后,别停下“更新自己”的脚步:进入职场或创业后,更要保持学习的习惯——西藏的发展越来越快,政策、市场、技术都在变,只有不断学习新东西(比如新的运营模式、西藏的产业政策),才能不被“后浪”追上。他现在哪怕再忙,也会抽时间了解行业动态、和年轻员工交流新想法,就是怕自己“跟不上节奏”。
最后,贡秋元旦想跟学弟学妹说:大学时光最珍贵的不是“没挂科”,而是“没浪费”——在该历练的年纪别偷懒,在该积累的阶段别浮躁,带着感恩之心珍惜民大的优势,带着坚持之意做好眼前的事,未来无论是回藏建设,还是走向更广阔的天地,你都能比别人多一份“心里有底、手里有活”的从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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