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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鞠躬教授, 1952年毕业于湘雅医学院,后在北京协和医学院高级师资训练。1953年起任教于第四军医大学，现为正军级教授。1991年当选为中国科学院院士， 1992年创建中国人民解放军神经科学研究所并任所长。

　　当时鞠躬院士主要专注于神经解剖学的研究。50年代中期发明了一种神经系统束路追踪法，但方法很难掌握。经过反复试验鞠躬终于获得了成功，并将成果发表在当时国内形态学唯一的杂志《解剖学报》上，是国内用Nauta法研究的第一篇论文。 “文革”之后，鞠躬院士拼命工作以追回失去的最好年华，并较快地掌握了在1970年发明的比Nauta更灵敏的HRP技术。在庐山召开的“文革”后的第一次全国解剖学会议上，他报告了他的团队用HRP法研究的若干工作。因为当时国内只有少数人会做HRP染色，会议主席薛社普先生要他在会上讲一次HRP技术的课。因此，那时候的他已在国内神经解剖学界获得不小的声望。 在80年代初，鞠躬院士就预见到神经科学综合性研究将日趋重要，因此他在1985年建立了国内医学院中第一个神经生物学教研室。鞠躬于1991年当选为中国科学院院士，次年建立了全军神经科学研究所。一直以来，鞠躬院士着重强调科学研究的原创新性。在此原则的指导下神经科学研究所已有一些重要的原创新性研究，获得了国际声誉。他领导的研究团队先后发现了脑下垂体受神经直接调节(曾应邀赴13国家30所院校作了33次报告);脑对免疫系统的调节;及创造了脊髓挫伤的外科手术的方法。 鞠躬院士共发表国际SCI论文173篇,被引用4167次。(据SCI检索到2004年底，第一作者或通讯著者的论文在国际上被他引2258次)美国科学信讯研究所(ISI)2004年调查，从1981-1998国际上有高影响的76,998篇论文中，全部由中国人在国内进行的研究共47篇，其中神经科学类仅一篇，鞠躬为其通讯作者。该文是鞠躬院士发明的一种组织切片的染色方法，因为非常灵敏，而且容易，故在国际上广为引用。2002年出席了诺贝尔奖颁奖典礼的观礼及晚宴。 鞠躬院士还曾任国际神经内分泌协会理事会中国地区(包括大陆、香港及台湾)代表8年，由于研究方向的改变辞去中国地区代表。他还曾经是国家自然科学奖第一届由30人组成的评审委员会的成员、陈嘉庚科学奖评委、吴阶平医学奖评委、邵逸夫奖推荐人、自然科学基金生物科学类杰出青年评审委员会的主席等。中国人民解放军总后勤部科技进步奖大评审委员会主席。 1991年解放军总后勤卫生部因为鞠躬院士发现了哺乳动物垂体前叶的直接神经调节，向中国科学院提名为学部委员(后改称院士)，获通过。在笔者看来，成为中国科学院士是对鞠躬院士科研生涯的肯定。

　　教书育人，桃李满天下

　　鞠躬院士不仅是一个杰出的科学家，更是一名优秀的教育家。早在刚到第四军医大学时，因为解剖学教研室没有神经解剖学专职教师，就由他担任授课。50年代，他就已经是该校最佳教员之一，2013年还荣获第四军医大学首次设立的教学终身成就奖。

　　对于我国的学校教育，鞠躬院士有者自己许多独到的见解，“我认为自己始终未能回答钱学森钱老之问：‘为什么我们的学校总是培养不出杰出人才?’这实质上是必须培养创新思维能力。”他说道。 针对应试教育，鞠躬院士认为考试是一根强有力的指挥棒，其利弊决定于执指挥棒者是如何指挥的，也就说是怎么考的。他曾在一次全国政治协商会议上和一位教育部副部长谈过自己的设想：“规定考试的知识内容不得超过教学大纲，如认为大纲的内容太浅，那就修改大纲。”副部长问：“对大纲内容答得很好并不难，会有很多学生答得很好，那么高校凭什么录取呢?”他说：“大纲内容全部答对了只给70分，其余30分考学生的创新思维能力。”为此，他还支了一个招：“您要北京市的重点学校，全部或选若干，每学期把各门功课的期末考试的考题交上来，然后请一些著名的教育家及有水平中国科学院院士从这些考题中选出能考出创新思维的考题并加以评注。您不用评什么奖，把专家们的选评发回各学校。被选上的考题少的学校校长以及未被选上的老师们一定非常着急，会仔细分析那些能考出创新思维能力考题的评语。重点学校的老师大多水平很高，用不着几个来回他们都能够出衡量创新思维能力的考题。然后，您可总结一下经验向全国推广。”那位副部长听后很赞同他的建议。

　　1977年底“四人帮”垮台后，鞠躬院士招收了第一个硕士生，1983年以副教授的资格受教育部特批为博士研究生导师，至今已培养硕士65名，博士67名，目前仍有在读研究生4名。在研究生培养上，他要求非常严格，每年研究生初到教研室来时，都要对他们讲一次课，内容包括道德、科学研究的道德准则等。

　　关于道德他说：“爱因斯坦曾说，大多数人说是才智造就了伟大的科学家。他们错了，是人格。在评价居里夫人的一生时，爱因斯坦在近六百字的演讲中，只用了三十多个字谈到居里夫人的科学成就，其它都用来赞扬她的品格的力量：……居里夫人的品格力量和热忱，哪怕只有一小部分存在于欧洲的知识分子中间，欧洲就会面临一个光明的未来。鞠躬年青时看过一部好莱坞电影，Greer Garson主演的‘居里夫人’，还是黑白片，感人肺腑。他在每届新研究生上完课程进入教研室时会在会议室里给他们放映“居里夫人”电影的磁带。我将此电影推荐给研究生大队，他们每年给全校新入学的研究生播放，直至今日。” 关于科学研究的道德准则，鞠躬院士十分强调诚实。他对研究生说：“我对我的研究生说，凡证实有剽窃、伪造行为者、一律开除。不必来认错要求再给一次机会。我不会给的，因为诚实是科学研究的底线，不诚实者不配做科学研究。

　　结语： 鞠躬院士在自己自传中写道：我对自己的评论是无伟业，点燃一支烛光而已。坎坎坷坷一生，现在蜡炬已几乎成灰了。愿我国早日成为培养诺贝尔获得者的土壤，愿我们世世代代青出于蓝胜于蓝。

　　这就是一位已过耄耋之年的科学家的心声，他专注的科研态度及蜡炬成灰的教育精神值得我们每一个中国人敬佩和学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