编者按：西安外事学院文学院名誉院长肖云儒教授，作为著名文化学者、文艺评论家，他笔耕不辍，以旺盛的创作力、深刻的思考力洞察文化生活。

　　时光追溯到2010年，肖云儒150余万字的《雩山》书系出版发行，这套书辑录了他近十年来的文化论文、人文谈话、文艺评论和散文随笔，而肖云儒也步入了70岁高龄。

　　身在书阁，却时时体察着身外世界;作为文艺评论家，他一直保持着旺盛的创作力和思考力。肖云儒认为，评论家要走出书斋和会场，要改变将书本和圈内研讨作为主要思考资源采集地的状态，真正地投身到时代生活中去。

　　他认为，解读生活，解读各种最新的社会现象，解读各种最新的人群，收集与各种最新的社会、文化、心理相关的生活信息，是评论家最重要的任务。这才是最丰厚的思考资源。

　　“文艺GDP”，让作家安宁不下来

　　问：作为著名的文艺评论家，您认为在当前的社会环境下，作家应该具有什么样的心态才能创作出好的作品?

　　肖云儒：近一时期，为什么没有“伟大”的作品出现? 为什么创作上不去?这跟当前的时代环境与传统创作心态存在差距有关。像剧本、小说的创作，需要安静，需要磨，需要慢，需要从细处着眼入手，慢慢品味、琢磨、开掘，精益求精地去表现，需要丰盈的自身经历和个人化的心理感受。这才是创作最好的境界。

　　这种好的心态有时和当下常见的氛围不一致。当下强调动感、宏大、一掠而过。作家安宁不下来，容易像追求GDP一样追究数量。很多作家一年一部长篇，几天不见报就急了，觉得自己被社会抛弃了。

　　我写过一篇长文分析当下文化心理，认为“这是一个喧闹而无声的文化时代”。社会实践可以喧闹，但社会心理，尤其是创作心理需要安宁，这是时代成熟的标志，也是作家成熟的标志。

　　陈忠实写《白鹿原》是离开城里，离开机关，躲到乡下用了6年写出来的。他要是成天当主席、坐机关，恐怕写不出来，写出来也不会有现在这么沉甸甸的分量。在市场经济条件下，一些人投入劳动少但回报大，而作家辛苦耕耘、孤独求胜，回报却很少。虽然回报多少影响不了甘为文学献身的大作家，但绝对会影响一般作家的文学态度。有的作家改行下海，用更直接的方式赚钱，有的作家给各行业写吹捧报告文学，分一小杯羹，这样怎么能出好作品?作家这个群体，质与量越来越萎缩。底座越来越小，如何能众中选好，好中拔优?

　　从领导部门来说，应该理解创作这种精神劳动的特殊性、个人性和美学规律，给作家提供条件与环境，让他们能够孤独和安宁，静心创作。不能急功近利，一年统计一次收成，追求“文艺GDP”。现在一些省市的文艺发展都要订计划，下任务，定目标，要得多少奖，上多少次“央一黄”(指在央视一套黄金时段播出)以此作为主管部门的政绩，这并不符合创作规律。为官一任只有5年、10年，而老作家柳青说：“文学60年一个单元，”极言创作不能急功近利。

　　评论家首先应该是思想家

　　问：您认为我们现在所处的文化环境，对创作出优秀的作品有什么样的影响?

　　肖云儒：我们处在一个“文化膜”(尤其是“传媒文化膜”)遍在性覆盖的时代，在这种覆盖中，几乎所有的人都很难走出传媒的诱导和误导。由于人人都生存在“文化膜”的不间歇反馈中，极不利于当代人培养独立思考的能力。文学原创力和时代原创力一样，处在同步衰减中。现在文艺界抄袭、剽窃的现象越来越多，有一些是道德问题，有一些则是“文化膜”覆盖中的信息重复传递和交叠造成的。

　　在“文化膜”时代，作家、艺术家内心的个别性、私密性、亲历性经验和记忆越来越少，都是“膜生存”中他者经验和类像经验的迭加。在这种情况下，作家亲历性的创作资源枯竭，创新和突破成为无水之源。当然不只是创作，现代所有生命几乎都面临这样的难题。

　　我们这个时代正在倡导由“中国制造”变成“中国创造”，这种倡导对精神产品尤其有意义。我一直反对文艺创作搞所谓的“大制作”，什么时候起，作品由创作变成了制作了呢?独创是文艺创作的生命，怎么能制作?制作把创作变成了一种技术性行为。

　　问：作为评论家，您常常能够从更广阔的视野、用更深邃的洞察力来透视文学现象和文学创作。请您谈一谈文艺界当前的弊病主要是什么?

　　肖云儒：文学艺术界为什么出不了大家?原因很多，一个重要的原因就是评论界的小话语语境、鸡零狗碎的东西太多了。评论家首先应该是思想家，是从社会思想与文化审美大坐标介入文学的一个群体。评论家不能只谈技巧、技术，尤其是脱离内容，脱离读者，脱离民族文化，奢谈西方各种时尚观念，而对议论、探究、思考时代生活却缺乏热情，形不成浓烈的氛围。现在的评论家大都关在大学、研究所的围墙里，实际上是脱离时代的，他们对时代生活不能说有透辟的感受和理解，故而只能避而不谈或言不及义。评论家、作家视野里只有小东西、小痛痒怎么行?

　　我想要说的是，评论家不要过多地给作家谈方法、技巧，而要更多地谈时代生活新走向、谈文化心理新趋势、谈人性人情的新变迁。这才是评论的主要职责，才能与作家思考的角度区别开来，对创作起到一种深层的参照作用。评论家与作家，文化关注不能完全重叠，你只给作家谈文艺思潮、文艺流派、技巧方法，只局限在艺术圈子里，长久下去，文艺界便陷入了小格局、小胸襟。

　　目前，评论界少有人、更少有群体，鲜明地追求以探索时代为己任。在这个时代，人的性格、品质是什么?人的命运与情结发生了什么样的变化?新生人群、底层人群内心的呼号是什么?中国形象又到底是什么?整个文艺界都缺乏真切而深刻的探究。理解时代、打开时代、思考时代和议论时代的风气远未形成。那些不去思考、开掘时代生活的文艺家，他们所能做的只是技巧的重复，而很难是艺术的创造。

　　最好的作品开始都是孤独的

　　问：根据当前的环境和存在的问题，您认为我们应该怎样去发现、引导和培养能写出反映当前时代精神的作品和作家?

　　肖云儒：一个作家实力的形成和显示，需要一个较长的积累过程。所以现在已经知名的作家，大都属于上一代人。文学要反映当前时代，但现时代第一线的人群中却又暂时还没有产生大作家。这是一个悖论。作家的培养和时代的发展不同步，上一代作家写当下生活又难于写好，创作主体和生活客体永远有距离上的错位。这就像王蒙、王安忆、陈忠实很难写好、也不能要求他们去写高速公路，而能写高速公路的人当前还正在高速路上埋头工作一样。

　　要花大力气去发现不同生活群体、尤其是新生活群体中的新作家，农民工中间的、灾变事件中的、金融资本家中的、网络媒体中的新作家。真正能写好新生活的作家，最有可能在新生活的实践者中出现，在对新生活有切身体验的人群中出现。要热心于发现和组织他们中的文学队伍。

　　此外，还要在网络写手中引导、培养和选拔一批青年作家，不能歧视这些作家。人人都有起根发苗的阶段，要平等、善意地培养他们。现在网络作家参加作协或得奖都会成为新闻，这实际上反映了心理上的歧视。要发现和时代生活同步的文艺家。比如，街舞有很多很好的动作，舞蹈家可以去采风、去学习，作家当然也可以这样。

　　一个时代有一个时代的作家，一代人有一代人的文学代言人。作家总是属于一定的文化时代，跨时代写作当然可以，但真的很艰难。

　　问：在市场经济环境下，大力发展文化产业的呼声日渐高涨，我们如何做到既能把握艺术创作规律、又能遵循市场经济规律?

　　肖云儒：过去的文化传播链条有三个节点：作者、传者和授者。现在不一样了，经纪人、策划人从创作开始就介入，贯穿全过程。他们的坐标是从市场出发，这种坐标极有可能 “绑架”作者。比如，一些电影都完成了，往往还会发生投资的老板要求电影改名、加戏，以增加卖点的情况。因此，一定要处理好创作与产业的关系。

　　在当下的文化传播链中，策划人、经纪人、作者、传者和授者，五大因素互相制约。在这种情况下，作者需要更大的自主权，需要坚守艺术创作规律。有些艺术门类可能好一些，但影视和戏剧被市场绑架的现象比比皆是，影、视、剧的编剧严重边缘化，甚至很难算进主创人员。导演、演员如雷贯耳，不知编剧何许人也。

　　艺术创作有规律，市场也有规律，他们最佳的状态就是和而不同、执两用中，不能让市场规律吃掉艺术规律。作家最害怕在某种强制下写作，这让他们没有激情。

　　最好的作品开始都是孤独的，由小众慢慢走向大众。《红楼梦》就是这样。不能单纯以当下的收视率、发行量来衡量作品，宽容的市场既要容纳大发行量的作品，也要容纳小发行量的作品。作者的报酬不能只以发行量衡量，还要按质量确定。

　　现在有一种文学规律被影视剧规律强迫的趋势。不能以可否改编成为电视剧来衡量作品的质量。最好的作品往往很难改编为好的电视剧，象鲁迅、张炜、史铁生的小说和马尔克斯的《百年孤独》。要重视那些不能改编为电视剧的好作品。这些问题都属于文化市场、文化产业对文学的强制性影响，要重视文学作者的自由空间和自主意识。(本文编辑来源自2011年6月《新华社》所发采访肖云儒老师的文章《一个喧闹而无声的文化时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