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篇博士论文的《致谢》走红网络， “把书念下去，然后走出去，不枉活一世”“ 最后如果还能做出点让别人生活更美好的事，那这辈子就赚了”，字字珠玑，直抵人的内心。当然，光是惹人动了恻隐之心不可能登上热搜，我想更为重要的是，这篇《致谢》正好击中了中国人两个坚定不疑的信念：一是朝为田舍郎，暮登天子堂，将相本无种，男儿当自强;二是穷则独善其身，达则兼济天下。这也反映了中国人对于教育的基本认知，教育是社会阶梯，是“我命由我不由天”的实现方式。

　　如果一个寒门学子通过上技校学习机电技术，在县城开了一家维修店，平时开直播做做副业，过上了物质生活小康且精神生活不算贫乏的日子，听着就没那么精彩，因为情节需要大转折，人物需要大改变，价值观需要大描绘，故事才会引人入胜。只可惜，现实当中没有这么多精彩的教育故事，甚至与你的预期相反。

　　1、寒门学子的出路

　　2011年前后，杨东平、梁晨、李中清、刘云杉等人的研究成果陆续发表，重点大学里农村学生比例过低的问题被掀开，研究发现，农村城市化的进度远赶不上重点大学农村学生占比下降的速度。教育部反应迅速，2012年首次在全国集中连片特殊困难地区实行定点招生计划，这个专项计划一直持续至今，虽然重点大学的农村学生比例得到回升，但是寒门学子更难进入名校的趋势没有改变，城乡基础教育质量、市场化的教育服务供给、家庭经济条件以及教育观念，都是影响的因素。

　　教育问题往往是社会问题的表征，根据李路路在《固化还是流动?——当代中国阶层结构变迁四十年》(2018)中的研究，当代中国社会的代际关联强度在最近十年中有所回升，这意味着代际流动机会减少，社会阶层结构趋于固化和封闭。

　　寒门学子进入重点大学的难度在增大，但并不表示不能进入名校，这激励着寒门学子要付出超乎常人的努力，进入名校真正成了鲤鱼跃龙门，当我们为鱼化龙而欢欣鼓舞的同时，也要看到大部分鲤鱼还是鲤鱼。如果一条道路的结局是九死一生，这便不能称之为一个群体的出路，只能算是高风险高回报的个人赌注。如果把基础教育导向为钻重点大学的针眼，对寒门学子而言无疑是一场灾难。

　　黄博士的回应信被刊登出来，请注意一个细节， 2007年他在绵阳南山中学复读。要知道对于一个寒门学子，复读是一个莫大的风险投资，复读本身就需要学费，还要面临可能再次失利的风险，以及推迟一年上大学的机会成本。我想，就算是黄博士本人，也不会轻易劝一位寒门学子复读。更重要的是，人的个性、才情、天赋、爱好各不相同，有多种发展的可能性，并不是所有学生都适合走学术研究的路线，如果只是为了获得一纸文凭，寒门学子在社会竞争中可能更加不利。越是平民家庭，就越是应该首先考虑如何培养孩子具备独立自主、勤劳诚恳的品德品质。

　　2、中产人群的崩溃

　　有一句对当下教育的调侃，叫做“上层逃离，底层放弃，中产崩溃”，相对于“教育改变命运”的昙花一现，对教育的诟病始终不绝于耳。《中国留学发展报告(2019)》指出，中小学生出国学习呈现低龄化趋势已持续数年。一位乡村中学的校长曾经告诉我，学校一半以上的学生都是留守儿童，家长们等到孩子毕业，就可以带出去打工了。对于居住在城市的朋友们，被“内卷”的感觉越来越强烈了。

　　改革开放40年，中国的经济总量增长了33.5倍，教育事业的发展速度也是翻天覆地，大量人群依靠教育，乘着经济浪潮实现了从农村到城市、从贫穷到中产的流动，有的甚至成为领域精英。这批人习惯了向上的阶层流动，但是目前中国的发展和社会结构趋于平稳，子女如何力争上游，如何防止阶层下滑，成为中产人群最为焦虑的事情。为什么对于教育尤其感到崩溃，因为教育作为传统社会阶梯正在面临巨大的不确定性，在学校或者家里默默努力的路子行不通了，“小镇做题家”即将告别历史舞台。

　　大山里的孩子如果看到这篇博士论文《致谢》，估计会更加奋发图强，再做10套练习题，但是，黄博士如果有孩子的话，不知他更愿意给孩子买习题册还是报钢琴班。显而易见，我国的教育对于不同社会群体的价值路径已经有所分化，中产人群能够享受素质教育，希望孩子能够个性发展，但是寒门学子只能靠应试进入大学。为了保证教育公平，也是由于财力有限，不是每所学校都能提供五育并举的高质量全面性教育服务，公办学校的教育越来越倾向于均衡保障基本教育机会，就难免过于平均和简单，导致学生在参加关键性选拔考试的时候(例如中考和高考)无法拉开差距，而中产人群开始焦虑，不得不去市场上寻找更加个性化的教育资源。

　　清华大学刘瑜老师说，她的女儿“正在势不可挡地成为一个普通人”，当即引来指责，“不要站在高楼上，傲慢地指着大山”。将知识精英与普通人民对立起来，这种思想倾向很危险，因为一旦你成为了精英，哪怕只有一些相对的优势地位，就有可能充满优越感而瞧不起比你弱势的人。我对刘瑜老师的说法深以为意，平凡铸就伟大，如果我们内心更加淡定从容一些，崩溃就不再是一个群体的共鸣。

　　3、精英群体的自我复制

　　2019年美国司法部曝光了美国名校招生贿赂的丑闻，中国某富豪用650万美金送女儿上斯坦福。如果只看到权贵可以玩弄规则未免肤浅，《华盛顿邮报》提供了一个更为深刻的观点，有些顶级富豪仍然担心自己的财富不够多，他们需要通过将子女送入名校以维持身份和地位、获得更多财富。美国西北大学凯洛格管理学院副教授劳伦·A·里韦拉在《出身：不平等的选拔与精英的自我复制》中指出，教育已经成为精英群体自我复制和再生产的路径。富裕家庭的孩子是高校生源的主体，这些家长可以帮助孩子打造大学录取委员会青睐的学业清单和社会活动简历。

　　是不是有些沮丧。内观一下，我们自己不是也希望通过教育让子女力争上游成为精英吗，中国的“精英教育”情节就是这么深厚。如今一个家庭只有一两个孩子，他们不能失败，甚至都不能平庸。依然记得一位初中老师的劝导，吃得苦中苦，方为人上人，你们现在读书就是要吃苦奋斗。唯才是举的精英社会是高度分层的，“人上人”是社会分层的必然结果，但绝对不是教育的终极目标。

　　令人担忧的是，有人误读了黄博士的论文致谢，如果只看到“努力奋斗”的工具理性和实用目的，培养出一大批“精致的利己主义者”，这将是教育的悲哀。我们应该看到《致谢》里还有一句话，“做点让别人生活更美好的事，这辈子就赚了”。

　　4、教育的真实侧面

　　杨东平教授曾经讲过一个案例，在肯尼亚首都一个全世界最大的贫民窟，一个芭蕾舞演员为当地举办了一所免费的芭蕾舞学校，她坚持了很多年。这些贫民窟的儿童，都有自己的理想，想当医生、演员、教师、科学家，结果大家可以想像，没有一个人实现了理想，但是也没有一个人吸毒、贩毒、卖淫，他们走上了自己的健康人生。

　　在我国，有的大学是国之重器，有的中学是超级中学，他们是教育系统中的明星，他们的学生也很有可能成为精英，他们有精彩的故事。但更加普遍和真实的一面是，我国各级各类将近百万所的普通学校，撑起了世界上最大的教育体系，千万家庭的子女通过教育成为一名真诚勤奋的平凡人，在自己的岗位上发挥才智，创造价值，收获荣光。

　　根据《中国农村教育发展报告2019》，2017年全国义务教育在校生数达1.45亿人，其中，城区为5029.43万人，镇区为6087.56万人，乡村为3418.77万人，是村镇的学校撑起了65%的学龄人口。2020年高考一本录取率前三名的省份分别为北京、青海、上海，其余省份均未超过25%，42所“双一流”大学的招生更是凤毛麟角，推动高等教育大众化和普及化的主力军，是3千所地方高校和民办高校。中国职业教育70%学生来自于农村家庭，千万家庭通过职业教育实现了拥有第一代大学生的梦想。

　　提到职业教育，好几位朋友忧心忡忡地问我，高中教育阶段普职招生大体相当，孩子考不上普通高中该怎么办，可以看出他们不是害怕孩子就此平凡，而是担心孩子从此堕落。但应对全民教育焦虑的有效办法，还真的是大力发展职业教育，目前现代职业教育体系还是停留在制度逻辑，接下来需要落实为投入逻辑、行动逻辑、质量逻辑、发展逻辑，普通高考和职教高考并行，发展本科和硕博层次职业教育，从而增加职业教育的适应性，适应产业升级发展，更要适应人的全面和终身发展。

　　我的河北老家有这么一位先生，出生于平民家庭，上了一个技工学校的焊接专业，毕业之后成为一名车间工人，持续钻研学习与努力工作，成为专焊航天发动机的技能专家，他的名字叫高凤林，航天特级技师，大国工匠，有40%的长征系列运载火箭的焊接工作都是他完成的，据说纽约两套房都请不动他。

　　致敬黄国平博士，读书改变命运，不忘帮助他人。致敬高凤林技师，把焊接工艺钻研到极致，为祖国筑梦。如何全面认识教育的本质，并非易事，但黄国平博士和高凤林技师的经历和故事都是教育的真实侧面，不同的人走不同的道路，都有光明的前途，不同的侧面拼凑成平凡又精彩的教育整体。教育不一定能创造传奇，它可能以一种温柔的方式改变世界;教育不一定会带来轰轰烈烈的境遇，它可能以一种平凡的方式改变人一生的轨迹。教育让每个人找到立身之地，让每个人都可以了不起。

　　本期作者

　　赵健(1990—)，男，西安欧亚学院教育创新研究院院长助理，主要研究领域：高等教育管理